编者按: 在历史的长河中，北部边疆 ( 本组笔谈所涉及的北部边疆以今内蒙古自治区为研究区域) 各民族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历史方面对这一共同体在北部边疆的形成和作用进行研究，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围绕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上在今内蒙古自治区的形成与发展，本刊特邀四位专家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专门讨论，以期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所帮助。

北部边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历史研究的理论与实践

刘志彧

（内蒙古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中心 呼和浩特 010021）

在中国辽阔疆域内生活着众多民族，边疆地区尤其是陆域边疆地区既是中国疆域的外围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少数民族的集中分布区。就北部边疆而言，这里是以游牧见长的诸草原民族的主要分布区，历史上，这些草原民族在与中原王朝在交流互动过程中，推动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进一步发展。

一、历史渊源。中华文明或者说中国历史是由中国疆域内的所有民族共同缔造的，此处所说的所有民族是包括历史时期出现在中国疆域之内，但后来消亡或远徙他地的民族在内的。中国地域辽阔，由于各地区不同的自然环境与气候条件，生活在不同区域的人类在生产及生活方式上存在显著差异，因而在各个区域形成了差异显著的不同民族；即便是生活在同一区域的不同民族，也因本民族的历史传统而存在差别。各民族之间虽然存在一定差异，但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以“多元一体”为基本格局的中华民族。同时，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特征也体现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是由各民族共同缔造的，但因中国疆域辽阔，不同区域及不同民族之间差异显著，所以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中，他们所发挥的作用不尽相同。

在北部边疆，历史时期出现了诸多草原民族，但考古发掘成果表明这一地区早在石器时代就分布着原始农业。公元前2000—公元前1000年间，自然环境及气候条件开始向干旱、寒冷趋势转变，这一趋势到公元前1000年左右达到高峰，导致河湟地区—鄂尔多斯—西辽河流域沿线由农耕转向游牧，出现了以此为界的南北农耕与游牧的分野（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自然环境与气候条件变迁导致北部边疆逐渐形成了以畜牧业为基础的经济类型，人类社会生产及生活方式也因之发生变迁并形成了诸多草原民族。以今日内蒙古地区为考察对象，历史时期出现过的民族可分为三大支系：一是东胡民族，包括肃慎、山戎、哕貉、乌桓、鲜卑、挹娄、靺鞨以及近世的契丹、女真；二是突厥民族，包括猃狁、鬼方、昆夷、匈奴、突厥、回纥及其别种等；三是蒙古族（宋志刚《内蒙古疆域考略》，内蒙古文史馆，1981年）。这些民族最初几乎都是以游牧或采集渔猎经济为主，在同中原王朝接触时，虽然双方不时出现武力冲突或军事对峙，但又几乎都被中原王朝的发达农业与先进文明所吸引，双方在碰撞与交融过程中推动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进一步发展。

历史时期，北部边疆各草原民族与中原王朝之间的势力消长，往往决定着各自控制疆域的范围。当中原王朝较为强盛时，农业及农耕民族会随着中原王朝控制疆域向北拓展而逐渐深入到北部边疆乃是更北地区，这也促进了中原王朝与草原民族在北部边疆进行广泛深入的交流融合。例如清代，随着清前期对蒙古问题有效解决，长城内外和平稳定局面开始出现并长期存在，促进了北部边疆各民族尤其是蒙汉民族之间的交流融合，出现了“蒙民杂处，勤力耕牧”（光绪《归绥道志》卷二一《习俗》，远方出版社，2007年，第654页）的局面。当草原民族强盛时，其控制疆域范围会向南拓展，也因此而与中原王朝进行交流互动。较为典型的如汉、魏之际，中原地区动乱给草原民族崛起提供了契机，40°N沿线基本上被游牧民族控制，在并州塞外出现了三大部落：一是以檀石槐后裔步度根为首的集团，居住地为并州五原、云中、雁门及幽州的代郡一带；二是被称为“小种鲜卑”的轲比能集团，居地在代郡以东的上谷、渔阳边塞内外；三是原檀石槐的东部大人素利、弥加、厥机等部，在辽西、右北平、渔阳塞外（马长寿《乌桓与鲜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189页）。草原民族内迁增强了与中原王朝之间的交流融合，尤其是对中原农耕文化的吸收，进一步强化了农耕文化与草原文化之间的内在关联。最为典型的便是北魏孝文帝时期推行的以学习汉文化（包括推行均田制、户调令、变革官制和法令、分明姓族、改易汉俗等）为标志的政治改革，有效推动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进一步发展。

二、理论分析。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在长期历史发展进程中渐进形成的，中华民族内部的各民族之间是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共同体关系，各民族都是构成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所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导致中华民族呈现出多元一体的格局，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各民族在相互“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及“分裂和消亡”的过程中，最终形成的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

北部边疆作为多民族聚居之地，历史的发展也表明当地不仅形成了诸多草原民族，而且也在同中原王朝长期的碰撞与交融过程中，推动了统一多民族国家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中原王朝在统一多民族国家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中国，以农耕文化为基础的华夏文明主导着多民族统一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国历史上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之间彼此汲取、互相注入，使中国华夏农耕文明获得了不断发展壮大的动力，推动着中国多民族统一的历史进程”（段友文《走西口移民运动中的蒙汉民族民俗融合研究》，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20页）。农耕民族作为秦汉以来大部分历史时期中原王朝的主体民族，凭借其在政治、经济及文化等方面的优势，吸引着边疆少数民族内徙或主动与其交好，期间虽然不乏兵戎相见的对立冲突，但由此也建立起以汉族为凝聚核心连接其他各民族的关系网络，同时也把各民族团结在一起，形成了更加紧密的中华民族共同体。限于篇幅，本文选取中原王朝强盛的隋唐时期作为个案进行说明。

隋朝时，今内蒙古锡林郭勒、巴彦淖尔、乌兰察布、鄂尔多斯等地区是隋朝与突厥等草原民族交锋的主战场，大业五年，鄂尔多斯、河套及土默川三处人口总计约6.1万人，这些人口中大部分是来自中原的汉族人，也有部分汉化的匈奴、鲜卑及杂胡等草原民族，陆续归附隋朝突厥族人数也不少。启民可汗原驻于漠北偏东地区，他们在混战中失利，得到隋朝支持后迅速壮大，隋朝便将其安置在水草丰美的土默川等地区，并修筑城池，后来又有一部分人口前往鄂尔多斯地区。启民可汗原有部众约2万家，人口约10万人，以上几处人口总计达到16万人以上（宋迺工主编《中国人口·内蒙古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第35—36页）。隋朝设置了灵武郡、朔方郡、五原郡、榆林郡等，管辖陕西、宁夏及蒙古草原的大部分地区，而后突厥部向隋纳贡互市，开皇八年，“突厥部落大人相率遣使贡马万匹，羊二万口，驼、牛各五百头。寻遣使请缘边置市，与中国贸易，诏许之”（《隋书·北狄传》）。到了唐朝，强盛的国力引起了部分草原民族主动入塞或是在北部边疆发展农业。贞观四年，东突厥汗国瓦解，10余万突厥人投降，唐太宗本着“全其部落，不革其俗”的原则，将这些人安置在鄂尔多斯等地，特设大量羁縻州府；高宗麟德间，浑和斛薛“万余帐”移入河套；天宝初年，后突厥汗国大乱，九姓首领阿布思、默啜孙勃德支特勒等率万余帐归附，也被安置在鄂尔多斯地区；党项拓跋部归降唐朝后东迁至鄂尔多斯地区（宋迺工主编《中国人口·内蒙古分册》，第36—37页）。因此，整个中国或者说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由中国疆域内出现过的各个民族在碰撞与交融过程中共同创造形成的历史，北部边疆各民族在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形成中发挥了自己的作用，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实践意义。今天的中国依然是由多民族构成的统一多民族国家，虽然中国疆域四周分布有漫长的海域与陆域边疆，但北部与西北部边疆在国家疆域及边疆中的地位尤为关键。赵现海将“北中国亚洲内陆与北方平原接壤”的北部边疆称为“核心边疆”，并指出：“核心边疆是中原王朝、北族政权扩张权力、统一全国的‘地理阶梯’与‘经济过渡区’，可以合称为‘过渡阶梯’”，“无论中原王朝，还是北族政权，在占据这一区域之后，都获得了地理优势与经济补充，从而极大地壮大自身实力”（《中国古代的“核心边疆”与“边疆形态”》，《石河子大学学报》2019年第2期）。

受到中国特殊地理空间环境与各地区不同气候条件的制约，分布于各不同区域的民族不仅差异显著，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中发挥作用的方式也不尽相同。就北部边疆而言，“发生在这一地带的战事，不同于农耕区内部东西、南北之间的争斗，而属于农耕民族与草原民族之间的军事争锋。民族的分异，首先表现于依赖自然环境而建立的经济生活方式，其后才是习俗与宗教”（韩茂莉《中国历史地理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98-299页）。中原王朝与草原民族在北部边疆的冲突过程也会导致各自疆域发生变化，但与中原王朝接触时草原民族会一定程度上接受农业，通过贸易获取、武力掠夺或自身发展农业，促进了双方的交流融合。如明朝土默特地区的板升农业，据瞿九思《万历武功录》载：“先是，吕老祖与其党李自馨、刘四等归俺答，而赵全又率渫恶民赵宗山、穆教清、张永宝、孙天福，及张从库、王道儿者二十八人，悉往从之，互相延引，党众至数千，虏割板升地家焉。自是之后，亡命者窟板升，开云田丰州地万顷，连村数百，驱华人耕田输粟”（薄音湖编辑点校《明代蒙古汉籍史料》第4辑，内蒙古大学出版，2007年，第79页）。板升作为草原地区的半农半牧聚落，其更深层意义则是蒙汉民族之间的深度交流融合。尤其是到了清代以后，随着汉、回等其他民族大量迁入蒙地，汉、蒙、回及生活在北部边疆的其他民族之间出现了更加广泛深入的交流融合，北部边疆逐渐形成了以汉族为人口主体，其中又以蒙古族为少数民族人口主体的多民族共存状态，这也奠定了今日内蒙古地区的民族结构。

中国疆域内出现及存在过的所有民族，尤其是那些生活在边疆地区的各个民族，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中都发挥了自己的独特作用，并做出了自己的历史贡献，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在我国5000多年文明发展史上，曾经有许多民族登上过历史舞台。这些民族经过诞育、分化、交融，最终形成了今天的56个民族。各民族共同开发了祖国的锦绣河山、广袤疆域，共同创造了悠久的中国历史、灿烂的中华文化。秦汉雄风、盛唐气象、康乾盛世，是各民族共同铸就的辉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299页）北部边疆自秦汉以来就形成了多民族共存的局面，生活在本地区的各民族在碰撞与交融的过程中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以今日之视角来看，北部边疆的主体区域内蒙古自治区是我国成立的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区，不仅见证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过程，在当下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中同样要担负起必要的责任和使命。

四、结语。中国疆域辽阔，不同边疆区域的自然环境与气候条件不同，同时也因不同民族的各自文化传统，导致各民族之间差异显著，且在统一多民族国家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不尽相同。北部边疆是历史时期中国疆域变动较多的地区，同时也是以游牧见长的诸草原民族的主要分布区，生存于这一地带的诸草原民族作为影响中国疆域变迁的直接与主要推动因素，在与中原王朝碰撞与交融的过程中推动了统一多民族国家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历史时期在北部边疆同中原王朝碰撞与交融的诸草原民族，有些虽已经消亡或迁徙他处，但仍然是考察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及发展历史的基本对象与历史线索之一，对其历史研究的开展及现实影响的考察十分必要，是当下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内容。

项目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专项项目“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北部边疆安全建设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2VMZ013)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李成燕）

中华文明起源视域下的北部边疆

崔思朋

（内蒙古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中心 内蒙古呼和浩特 010021)

中华文明多元起源已是学界共识，“中华文明起源具有多区域、多层次、多阶段的特征，其中可能存在多样的模式。边缘发展模式是其中的一种，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陈胜前《中华文明起源中的边缘发展现象》，《光明日报》2023年3月22日）。考古材料表明，北部边疆早期人类文化起源与中原地区具有同步性，存在不少相同或相近的因素。随着交流与融合的日渐频繁和深入，各文化区相互影响，吸收彼此先进的因素，共同推动了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和进步，有利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北部边疆在中华文明起源的过程中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一、北部边疆早期人类文化区与其他人类文化区不断交流，这有利于彼此的进步和发展。旧石器时代中国境内各地区人类之间的交流就已出现，新石器时代各人类文化区之间的交流更加深入和频繁。

起源于旧石器时代早期的大窑遗址就已显示出，当时北部边疆与其他区域人类先民存在交流。大窑遗址位于呼和浩特市东北保合少乡大窑村南山，遗址中出土的刮削器、尖状器和锥状石核等石器具有细石器特征，遗址中还发现了一处罕见的大型旧石器时代石器制造场。内蒙古博物馆等发布的《呼和浩特市东郊旧石器时代石器制造场发掘报告》（《文物》1977年第5期）认为，大窑遗址晚期出土的细石器与华北地区细石器存在一定关联。华北地区是细石器的起源地，细石器以华北地区为中心逐渐扩散至周围广大地区，北部边疆是华北细石器的重要影响区域之一。此外，鄂尔多斯地区的萨拉乌苏遗址也出土了类型丰富多样的细小石器，同样带有明显的华北旧石器文化晚期的细石器传统。这说明北部边疆与同时代的华北地区有直接或间接的物质文化交流，华北细石器传入我国北部边疆后，在这一地区取得了繁荣发展。

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水洞沟遗址出土了含有勒瓦娄哇（Levallois）技术的石器。勒瓦娄哇技术即系统地修整预制石核，从核体上剥下规整石片的剥片技术。该技术属于典型的莫斯特文化传统，从旧大陆的西部向东传播，对中国旧石器时代人类文明产生了一定影响。该技术影响下的石器类型在不同地区有一些差别，但基本特征是一致的。勒瓦娄哇技术在水洞沟遗址融合华北细石器产生了北部边疆的细石器文化。这种技术影响下的石器类型在今内蒙古清水河县、准格尔旗，山西偏关县、蒲县等北方考古发掘中均有发现，刘学堂在《石器时代东西方文化交流初论》（《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指出：通过对各地区出土相关石器出现时间及类型分析可以看出，勒瓦娄哇技术在水洞沟遗址被普遍利用后逐渐扩展到华北及其他北方地区，促进了这些地区的石器技术发展。如华北地区细石叶技术的起源，水洞沟遗址被作为“以石叶为主要特征的文化系列”的代表（高星等《水洞沟旧石器考古研究的新进展与新认识》，《人类学学报》2013年第2期），同时也是旧石器时代人类打制石器技术的巅峰，“从细石叶技术起源过程来看，不断提高的流动性，使得中国北方的狩猎采集者与欧亚大陆西侧的石器技术产生了交流，吸收了石叶技术、勒瓦娄哇技术等石器技术要素，结合自身的技术传统，细石叶技术才得以在华北地区起源”（陈胜前《中华文明起源中的边缘发展现象》）。

新石器时代北部边疆与其他人类文化区之间的交流互动更为频繁，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不同文化区之间进行交流互动或者人群迁徙对迁入地文化产生了影响。张久和等通过对周邻地区考古发掘材料对比分析后指出，起源于赤峰市敖汉旗的兴隆洼文化影响范围很广，包括燕辽文化区南部的燕南区、山东邹平县苑城遗址、河北阳原县姜家梁遗址、吉林通榆县敖包山与张俭坨子等遗址（张久和主编《内蒙古通史》第一卷《远古至唐代的内蒙古地区》，人民出版社，2011年）。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的朱开沟遗址，跨越了龙山文化晚期、夏代及商早期。在该文化前中期，其分布及影响范围以鄂尔多斯地区为主，到了晚商至西周早期，朱开沟文化后裔向南迁徙至鄂尔多斯南部和陕晋地区，并影响了这些地区的文化发展，如陕西省清涧县高杰乡李家崖遗址发现了不少口沿外侧、颈腹部饰有细三角形附加堆纹，类似于朱开沟文化中蛇纹的残片，这表明李家崖文化形成过程中吸收和融合了朱开沟文化的某些因素（魏坚等《试论朱开沟文化》，《考古学报》2020年第4期）。位于呼和浩特市清水河县的西岔文化，是清水河县一带的朱开沟文化消亡后出现的新文化群体，遗址中常见的甗、鼎、双鋬罐、鼓腹罐等均已存在于山西忻州游邀中晚期文化及娄烦地区二里头晚期文化中（马明志《“西岔文化”初步研究》，《考古与文物》2009年第5期）。这些都说明北部边疆与其他人类文化区之间存在一定物质或文化交流，这种不断的交流互动，有利于彼此融合。

二是在不同区域出土的人类遗骨呈现出相似的体型体貌等体质人类学特征。新石器时代不同文化区的人类在体型、体貌等方面出现了高度相似的特征。如位于乌兰察布市察哈尔右翼前旗的庙子沟遗址出土了17例遗骨（男性８例，女性９例，年龄在17—50岁间），他们的颅型偏长，面宽中等偏狭，面型高而狭，中眶型，狭鼻型和正颌型，此体型体貌特征与同时期黄河上游甘青地区及关中地区出土的遗骨相似（顾佩等《内蒙古乌兰察布市新石器时代遗存发现与研究综述》，《北方民族考古》2017年第4辑，科学出版社，2017年）。这种遗骨在体质人类学上的相似性从一个侧面说明，当时不同文化区之间很可能出现了人群的相互迁徙，甚至是通婚等深度的交流融合。这种迁徙和交流融合会促进彼此共同意识的产生，有利于文明共同体的形成。

二、北部边疆是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源头之一。中外学界关于文明起源的界定标准并不一致，一些西方学者曾经把“城市”“文字”“青铜器”视为文明起源的三要素，将中华文明起源追溯至3000多年前的商代。但西方学界的界定标准并不符合中国实际情况，苏秉琦认为考察中华文明起源不能单凭概念出发，还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主张通过综合分析其综合发展程度，来判断能否说明已经进入文明阶段。他将社会分工、礼仪规范、人口增加与集中分布导致出现的城镇聚落、文字记录及历法或法规、阶级分化等也纳入界定标准之内，主张具备其中几项即可。按照上述标准，将中华文明起源推至5000多年前（《满天星斗：苏秉琦论远古中国》，中信出版社，2016年）。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也提出了判断是否进入文明社会的中国方案，以社会阶层严重分化、出现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王权和国家作为判断文明的标志，同样把中华文明起源追溯至5000多年以前（王巍《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红旗文稿》2020年第23期）。具体如对龙的崇拜、玉器的使用及祭祀仪式等也包含在上述标准中，是中华文明起源的几项重要标识。新石器时代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等遗址中出土的玉龙等器物及祭祀遗址和礼仪规范等，都可以看作北部边疆为中华文明起源做出贡献的具体体现。这些文化元素在新石器时代各人类文化区中的普遍性表明，北部边疆与其他人类文化区存在广泛深入的交流互动，从而促使各人类文化区出现相同或相似的文化特征，这也可以证明北部边疆在中华文明起源中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新石器时代是中华文明起源的关键阶段，中国疆域内不同时期分布着影响深远的仰韶、红山、大溪、良渚、龙山等文化遗存。赤峰市是红山文化密集分布地区，根据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统计，赤峰市现存红山文化时期遗址725处，见证了红山文化孕育、形成、发展、兴盛和衰落的过程。红山文化遗址出土了大量玉器，根据其造型特征及使用功能不同可分为六大类：装饰类，如玉玦、玉环、玉珠饰、玉管、绿松石坠饰和耳饰、菱形玉饰、玉曲面牌饰等；工具或武器类，如玉（石）钺、玉斧、玉棒形器等；动物类，如玉龙、玉龙凤佩、玉凤、玉凤首、玉鸟、玉鸮、玉龟、玉蚕、玉蝈蝈、玉鱼、玉兽面牌饰等；人物类，如玉人、玉人面饰；特殊类，如斜口筒形玉器、勾云形玉器、玉璧、双联玉璧、三联玉璧、三孔玉器等；其他类，如玉芯、玉料等（刘国祥《红山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2015年）。玉器中以玉龙形象最引人注目，翁牛特旗赛沁塔拉和东拐棒沟遗址出土2件C形玉龙，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早期“中国龙”的形象，甚至被称为中华第一龙。玉龙的出现也是红山文化先民共同崇拜龙图腾的重要证据。玉猪龙也极具代表性，除牛河梁遗址外，赤峰地区也出土多件玉猪龙，玉猪龙是同一文化共同体的徽铭标志，它们“造型抽象而模式化，可能是红山文化人们共同信仰和崇拜的圣物”（严文明《中华文明的始原》，文物出版社，2011年，第199—200页）。这些龙形玉器展示出北部边疆在中华文明中的地位，这些文化因素在历史进程中渐渐汇入中华文明的长河。

此外，距今约8000年的赤峰市敖汉旗的兴隆洼文化，出土了玉玦、玉斧、玉锛等玉器，还有用石块堆塑的龙；距今约7000年的赤峰市敖汉旗的赵宝沟文化，出土了猪首蛇身的猪龙尊形器。因此，从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再到红山文化，“龙”形象发展一脉相承。与此同时，具有“龙”这一代表性特征的红山文化，与“一枝花”为代表的中原仰韶文化相互影响、碰撞、融合、演变，迸发出了东亚文明的火花（张久和主编《内蒙古通史》第一卷《远古至唐代的内蒙古地区》）。在距今5500年前的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等地，普遍形成了对龙的崇拜和以玉为贵的理念，也出土了与北部边疆极为相似的龙形玉器，这些人类文化遗址相距甚远，但却存在如此相似的文化因素，说明各个人类文化区之间可能存在信息交流，导致形成了以龙的形象为代表的各地区在原始宗教信仰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共同性，成为后来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得以形成的重要思想基础（王巍等《“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及其主要收获》，《中国史研究》2022年第4期）。北部边疆新石器时代对龙的崇拜、以玉为贵的观念等，体现出此地区与其他人类文化区之间的交流和密切联系，说明这一时期中国疆域内不同人类文化区形成了紧密相连且又有部分共同观念的文化形态。

除了玉器和龙元素以外，红山文化出土的彩陶筒形器、骨笛、陶人、彩陶图案等也反映出北部边疆在中华文明起源中的作用。以成熟型玫瑰花图案彩陶盆为主要特征的“庙底沟类型”，是源于关中盆地的仰韶文化的一个支系；以龙形（包括鳞纹）图案彩陶和刻画纹陶的瓮罐为主要特征的“红山后类型”，是源于辽西走廊及燕山以北西辽河和大凌河流域的红山文化的一个支系。这两个出自母体文化，又比其他支系有更强生命力的优生支系，一南一北分别向外延伸，在河北省西北部相遇，然后在辽西大凌河上游重合，产生了以龙纹与花结合的图案彩陶为主要特征的新文化群体。红山文化的坛、庙、冢就是它们相遇后带来的社会文化飞跃发展的迹象（苏秉琦《满天星斗：苏秉琦论远古中国》）。这种文化因素的关联性印证了新石器时代不同人类文化区之间的物质文化交流，体现出其文化上的认同或趋同。

自新石器时代开始，中华文明“逐渐形成以中原为核心，以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为主干，其周围环绕多个区域性文化的重花瓣格局。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文明起源既是多元的，又是有核心的，呈现多元一体有核心的结构模式”（卜宪群总撰稿《中国通史：从中华先祖到春秋战国》，华夏出版社，2016年，第42—43页）。北部边疆早期人类文化是这个多元一体有核心结构模式中的一元。

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北部边疆的人类文化形态逐渐过渡至草原文化阶段。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将草原文化同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并列为中华文明的三大源头，或是将草原文化和黄河文化、长江文化作为游牧和农耕两种最基本的经济类型。将草原文化视为中华文明源头及其重要组成部分得益于北部边疆考古发掘取得的新进展，尤其是以青铜器最具代表性。鄂尔多斯地区因出土青铜器数量丰富、特征明显且影响深远，出现了以地区命名的“鄂尔多斯青铜器”。目前在山西、陕西、甘肃、河北、辽宁、河南、新疆及北京等地的数十处考古发掘遗址中，均发现了带有鄂尔多斯青铜器特征或样式的青铜器，虽然数量及种类相对较少，但与鄂尔多斯地区青铜器的出现在时间上有重叠或稍晚些。田广金等据此认为，这些地区应该是受到鄂尔多斯青铜器文化的影响，可以说鄂尔多斯青铜器文化以鄂尔多斯地区为中心向外辐射，辐射区域包括华北、东北、西北等地区（《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渊源》，《考古学报》1988年第3期）。这也表明北部边疆在青铜器时代同样与其他人类文化区存在较为密切的交流互动，从而展现出北部边疆在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过程中所做出的贡献。

三、结语。近代以来西方学界将长城视为中原王朝与北部边疆的分界线，人为将北部边疆与中国割裂开来并形成了影响深远的“内陆亚洲”学说，此学说奠基者拉铁摩尔错误地认为：“中国的长城线是世界的绝对边界之一”（《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唐晓峰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6页）。近代日本企图瓜分中国领土时也大肆鼓吹长城以外非中国，如田村实造等借助美国学者魏特夫“征服王朝论”提出了“北亚历史世界”论，人为把长城以北的草原民族历史从中国历史中分离出去，为日本侵略中国开脱（《中国の征服王朝について》，载《中国の征服王朝研究》，日本东洋史研究会，1971年，第624页、648页）。很显然，上述各种线性割裂中原王朝与北部边疆的观点是错误的。从中华文明起源来看，北部边疆是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文明起源呈现出多个并存的人类文化区，随着人类活动范围扩展，各人类文化区开始发生关联，在相互影响、交流、借鉴过程中推动着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及民族共同体的形成。结合考古发掘材料可以发现，北部边疆早期人类文化与中华文明起源具有同步性，影响着中华文明起源的多元一体发展脉络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

项目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专项项目“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北部边疆安全建设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2VMZ013)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李成燕）

北部边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李锐（鄂尔多斯市博物院 康巴什区 017010）

赵晓峰（内蒙古博物院 呼和浩特 010010）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要求（《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中国疆域辽阔，民族众多，这些民族在历史发展进程中虽然不乏军事对立冲突，但却是在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中推动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北部边疆自古即是多民族尤其是以游牧见长的诸草原民族的聚居地，这些民族相继出现或同时并存，各民族相互之间及与中原农耕民族之间在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推动着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同时也形成了各民族之间相互依存、不可分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新的时代环境下，应充分发掘北部边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一、北部边疆各民族悠久的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自地质时代第三纪以来，尤其是渐新世以后，以今内蒙古地区为主体区域的北部边疆大部分地区地势被抬升，加之青藏高原隆起对西南暖湿气流的阻隔，以及南部和东部地势抬升对来自东南海洋水汽的阻挡，导致内蒙古地区干旱加剧、温度降低，大陆性气候加强。受此影响，内蒙古大部分地区的植被由森林向疏林草原、典型草原、荒漠草原过渡，原始农业开始衰落，畜牧业逐渐兴起并成为主要经济类型，各草原民族开始形成并成为历史时期北部边疆及以北地区的实际控制者。《史记·匈奴列传》载：“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其畜之所多则马、牛、羊……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匈奴族是由早期生活在我国北方许多互不统属的氏族和部落聚集形成的部族共同体，其族源包括鬼方、猃狁、戎、狄、胡在内的各族人，与匈奴并起的东胡族及其后相继兴起的乌桓、鲜卑、柔然、铁勒、突厥、回纥、契丹、蒙古等族，其族内民族成分无不如此复杂（林幹《匈奴通史》，人民出版社，1986年）。

随着各草原民族相继出现或同时并存，出现了各草原民族之间及各草原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之间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虽然双方对峙与军事冲突成为古代中国传统历史记述尤其是正史记述的主要内容，但双方在政治、经济及思想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互动也同样重要，这种和平交流互动的方式对各草原民族之间及草原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意义更加显著，费孝通也指出：“中原和北方两大区域的并峙，实际上并非对立，尽管历史里记载着连续不断的所谓劫掠和战争。这些固然是事实，但不见于记载的经济性相互依存的交流和贸易却是更重要的一面。”（费宗惠，张荣华编《费孝通论文化自觉》，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11页）

历史时期中国疆域内出现过的各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也塑造了统一多元的中华文明。中华文明的起源具有多元性和本土性特征，这也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孕育和发展的起点。经过研究，费孝通指出，早在数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生活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各族团群体即开始了不同程度的交流、互动与整合，各地区文化之间的碰撞融合机制为多元的起点增加了一体的格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4—6页）。中国各陆域边疆地区作为少数民族的聚居地，在进入封建王朝以后，生活在北部边疆的各草原民族与中原王朝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更加丰富，也成为古代中原王朝与各边疆民族碰撞与交融最频繁的区域。以匈奴与汉朝之间经济及文化往来为代表的草原民族与中原王朝的交往交流交融，贯穿于历史时期的北部边疆，历史时期北部边疆出现过的草原民族多以这种方式开展与中原农耕民族的交融历史，推动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当双方经济及文化往来受阻时，也会引起双方的冲突尤其是草原民族的武力侵扰。

例如明蒙之间的关系变化，美国学者巴菲尔德指出：“因为蒙古人入侵的记忆依旧历历在目，明朝遂无视汉朝与唐朝的先例，转而采取了一种不交往政策，惧怕游牧民族取而代之。作为报复，游牧民族经常扰边，使明朝较之其他中原王朝受到了更多的攻击”（《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袁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0页）。明朝在北部边疆设立卫所，这并没有十分成功地防止蒙古骑兵南下侵扰，达到维护边疆非常安定的目的。据刘景纯等统计，1426-1619年蒙古诸部侵扰九边多达359次，其中万人以上规模侵扰有69次（《明代九边史地研究》，中华书局，2014年，第30-31页）。明蒙之间的长期对峙与频发的战争给双方人民均造成了极大痛苦，停止战争，建立和平通贡贸易关系已经成为双方的迫切要求和愿望。嘉靖二十年，俺答汗遣使石天爵等至大同阳和塞第二次请求通贡贸易，据载：“其父諰阿郎在先朝常入贡，蒙赏赉且许市易，汉达两利。近以贡道不通，每岁入掠。……果许贡，当趣令一人归报，伊即约束其下，令边民垦田塞中，夷众牧马塞外，永不相犯，当饮血为盟誓”（《明世宗实录》卷二五一，嘉靖二十年七月丁酉）。在明蒙双方的共同努力下最终达成了“俺答封贡”，开拓了明蒙关系的新局面。“俺答汗经过将近四十年的努力，终于使蒙汉和平的愿望成为现实……促进了蒙汉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乌云毕力格主编《内蒙古通史》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56页）。

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研究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是由历史时期中国疆域内出现过的所有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中共同缔造的，“如果说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有主流的话，主流就是各民族日益接近、相互吸取、相互依存”（翁独健《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16页）。从文化视角来看，作为情感联结的桥梁和精神传递的纽带，中华文化始终能够将不同时代、不同背景、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中华儿女紧密地团结凝聚在一起；中华文化对各民族群体社会教化功能的发挥，使中国得以成为通过文化认同进行国家内部整合的成功范例（乔志龙等《文化认同视域下的民族团结与边疆稳固》，《新疆社会科学》2019年第2期）。中原农耕民族与边疆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也促进了不同民族之间的血缘混合，如“北方人谁敢保证其无胡人的血统，南方人谁敢保证其无百越、黎、苗的血统”（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益世报（边疆周刊）》1939年第9期）。中国当下及未来的发展也需要充分发挥中国统一多民族的优势，在民众中牢固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本认知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也需要发掘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及其现实意义。

历史时期中国北部边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实现，受到农耕与游牧经济相互补充尤其是中原农耕文明对草原民族强大吸引力的直接影响，因为单纯的凭借武力征服不足以实现不同民族或不同政权之间的交流融合，而经济及文化上的互动对于各民族走向统一体的作用却是显著而深刻的，“导致民族融合的具体条件是复杂的，看来主要是出于社会和经济的需要，虽则政治的原因也不应当忽视……政治的优势并不就是民族在社会上和经济上的优势”（费宗惠，张荣华编《费孝通论文化自觉》，第332-333页）。如古代北部边疆的势力强大的匈奴族与中原王朝之间的碰撞与交融，史书中记述了秦朝两次规模较大的戍边屯田以抗击匈奴，之后“迁北河榆中三万家”（《史记·秦始皇本纪》），迁徙三万家前往北河（今日河套地区）、榆中地区屯垦，与部分留下的匈奴族有了一定的交往和交流。元光六年，汉与匈奴之间大规模战争开始出现，经过多次较量，汉朝逐渐处于优势，至元狩四年，卫青、霍去病大败匈奴，汉朝也有民众移民至此。

随着汉朝与匈奴之间对峙冲突过程中交往的逐渐增多，尤其是中原王朝强盛时对北部边疆地区的实际控制，双方之间的经济往来也随之增多，如贾谊记述道：“夫关市者，固匈奴所犯滑而深求也……大每一关，屠沽者、卖饭食者、美臛炙膹者，每物各一二百人，则胡人著于长城下矣”（《新书校注》，阎振益、钟夏校注，中华书局，2018年，第138页）。经济上的往来也进一步推动了匈奴与中原农耕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随着匈奴南迁后与中原农耕区的深度交流融合的出现，农业开始进入匈奴社会并影响其社会习俗发生变迁。王方晗指出：“在汉与匈奴密切的交往中，农作物渗透到了游牧文明中，作为罕见珍贵的外来产品深受匈奴贵族的喜爱，不仅成为饮食的一部分，也在墓葬文化中占据了特殊的礼仪性位置”（《汉代黄河河套区域农业发展与边疆农牧文明的互动与融合》，《民俗研究》2021年第6期）。汉朝的农产品成为边地贸易市场上深受匈奴喜爱的物品，在某种程度上匈奴对农产品也产生了极大依赖，以物品为媒介吸引了大量匈奴民众和贵族主动前来接触汉朝农业文明，促进了民族之间的物质及精神文化等方面的交往交流交融。

中国及中华民族的形成是建立在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础之上，是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中共同塑造的，这也导致中华文明呈现出统一多元且极富包容性的文化特质，“不管是文明的什么组成部分——民族或文化特征——只要一进入中国，它们就都并入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活方式，受其大地和大地利用方式的哺育、制约与限制”（美国学者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张理京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11页）。统一多元的民族结构及文化特质也是影响中国能够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与文明不曾间断的关键，“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体系，愈是整合了不同的文化特质，就愈丰富，愈有生命力，而一个文化体系愈丰富，愈有生命力，它的整合能力就愈强……中国文化所以如滔滔江河，川流不息，具有无限的生命力，正是它能够在各个历史时期不断整合各民族文化特质的结果。文化整合既可以使文化不断更新发展，也可以使文化保持旺盛的生命力，立于不败之地”（司马云杰《文化社会学》，山西出版集团，2007年，第240页）。上述汉朝与匈奴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历史及其产生的深远历史意义就是比较好的体现，这也贯穿于中国历史发展的全过程，并推动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同时也是当前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基础。

三、结语。回顾历史并结合中国的现实国情可以发现，当前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应充分发掘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为中华民族共同体与各民族团结在一起共同建设中国寻找历史根源，各民族之间的团结也是当下及未来中国发展不可废离的根本。因此，通过发掘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并加强当代中国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是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途径，北部边疆不仅是构成中国辽阔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时期生活在北部边疆的各游牧民族也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基础，更是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关键，在当下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同样具有重要历史与现实意义。

（责任编辑：李成燕）

社会经济史视角下中国北部边疆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

倪玉平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  北京 100084）

北部边疆是汉族与少数民族交往的核心区域。北部边疆安宁则国家安宁，北部边疆战乱则国家战乱，这是已经被中国长期发展历史所证明的事实。从社会经济史的视角来回顾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可以总结出诸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为今天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提供有益的经验借鉴。

一、发展经济是保持边疆安宁的根本。经济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关系形成的物质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基本出发点。一般而言，边疆民族地区往往交通闭塞，远离内地，经济基础薄弱，需要依靠内地的广阔市场获得发展，进而在经济上形成相互依存、补充的关系。与此同时，边疆民族地区由于人口较少，分布较广，在频遭外敌入侵的情况下，仅靠自身力量难以抵御外敌的侵袭，守卫家园。通过经济上和文化上的交往交流交融，边疆民族地区持续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依靠共同体的集体力量，反击外来侵略欺凌，最终成为边疆民族可靠的安全保障。简言之，没有社会经济的持久稳定发展，边疆地区的社会安宁和民族和谐就是一句空话。

历代中央王朝对于北部边疆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都非常重视。元代岭北行省是中国历史上北部边疆最辽远之处，人烟稀少。至元年间，元朝政府频繁调配大批蒙古军民、汉军、南人及南宋降附军，给予他们耕牛、家具、种子、衣物和钞币等，到那里找井开渠，手工业、农牧业和渔猎业相结合，很快就实现了以首府和林为核心的区域的快速发展。“吏有优秩，兵有厚饷，重利诱商贾致谷帛用物，轻法以怀其人。数十年来，婚嫁耕植，比于土著；牛羊马驼之属，射猎贸易之利，自金山、称海沿边诸塞，蒙被涵照，咸安乐富庶，忘战士转徙之苦”（虞集《岭北等处行中书省左右司郎中苏公墓碑》，载《道园学古录》卷一五，明景泰七年刻本）。同样的例子还有黑龙江口的奴儿干城，该城是当时东北边疆的重要城镇，大批汉人被流放到这一带，也有部分蒙古人移民迁居来这里，他们与当地各族人民共同开发了黑龙江下游地区。人口流动大大促进了这些地区各族人民的融合，并推动了当地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对于保障元朝的大一统和反分裂势力活动，发挥了积极作用。

清代统一蒙古地区后，结束了北部边疆地区长期分裂、战乱的局面，对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康熙年间，数十万山东、山西、直隶和陕西的汉人，携家带口，到口外蒙古地区垦荒谋生，他们有的自耕，有的成为蒙古王公的佃户。在察哈尔和归化城土默特一带，由于距离内地较近，汉族的屯垦成效最为显著。清政府屡屡拨放大批银两、粮食、牲畜赈济灾荒，还鼓励蒙古地区从事农耕。尽管蒙古人不擅长农业生产，但在越来越多汉族人的影响下，也开始逐渐半农半牧，甚至主要从事农业。清代中期以后，东起科尔沁草原，西至西套阿拉善旗，许多土地得到开垦，甚至在喀尔喀地区也出现了农业生产。农业发展改变了原来较为单一的经济结构，粮食产量大幅增加，养活了更多人口。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手工业和商业也繁荣起来。在经济发展基础上形成的民族大团结与社会安定，使得清朝成为中国历代王朝边疆治理的典范。

正是有了边疆地区的经济发展，才有了当地百姓生活的安居乐业，才能提供抵抗侵略的物质基础和文化认同基础。不论是清初东北地区的沙俄入侵，还是康雍朝时期面对西北边疆的分裂势力活动，各民族都积极配合中央政府的行动，共同加入到反分裂、反侵略的斗争中来。康熙皇帝表示：“帝王治天下，自有本原，不专恃险阻。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其时岂无边患？……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清圣祖实录》卷一五一，康熙三十年四月丙午）。康熙帝反对加修实物性的长城，因为在他看来，“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之长城更为坚固”（《清圣祖实录》卷一五一，康熙三十年四月壬辰），“本朝不设边防，以蒙古部落为之屏藩耳”（成格等纂《承德府志》卷首一，道光九年刻本）。这是“满蒙一体”融合的生动体现。如果没有社会经济的发展，边疆地区不仅不能发挥拱卫京师、保障内地的“长城”作用，反而会成为巨大的战略拖累和麻烦制造者。

二、互相尊重彼此学习是各民族共同进步的前提。中国幅员广阔，人口众多，地区间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巨大，风俗不同，文化迥异。即使如此，这也丝毫没有影响各民族之间在彼此尊重基础上的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在交往交流与交融中共同发展。在此基础上，各民族之间才形成了共同发展、文化认同的格局。中国边疆地区的历史，就是各民族相互学习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既有斗争又有团结。经济、文化的交流促进了民族关系的发展，彼此杂居，在交往和斗争中，各民族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

隋唐是中国历史上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原地区与少数民族居住的周边地区之间频繁往来，联系密切，相互影响。在长达300多年的时段中，汉族人民与少数民族人民之间的经济、文化往来日益密切，友好关系不断加强，民族融合进一步加深，共同创造了灿烂、辉煌和多样的唐文化，唐朝也成为当时世界文化交流当之无愧的中心。在广大的国土上，既能看到汉文化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影响，也能看到少数民族文化对汉族地区的影响，甚至中原地区的饮食与服饰也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北方少数民族以麦面制品、手抓饭及羊肉为主食，这些吃法受到汉地居民的追捧，元稹在《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法曲》（《元稹集校注》，周相录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727页）中写道：“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膻满咸洛。”当时的汉人还非常喜爱穿胡服，上至宫廷、朱门，下到平民小院，处处可见。与此同时，在汉族先进文化的带动下，周边各族也加快了发展步伐，相继步入封建社会，形成民族关系的新格局。当时，突厥、西域各族及回纥、吐蕃、吐谷浑、靺鞨、契丹等，都曾在边疆地区建立过民族政权，对我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唐朝也成为中华文明大发展的重要时期。

在长期交流交往的过程中，北部边疆与内地的风俗习惯更为趋同。正是这样的文化认同，才导致民族融洽交往，形成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统一多民族共同组成中华民族的格局。元朝在中原地区实施儒家思想，但并不强求蒙古、西藏或其他地区按照儒家伦理和礼仪系统规范自身的社会关系，而是在这些地区采取从俗从宜的策略，根据具体情境和社会变迁协调统一王朝与地方的关系。元朝大统一的政治形势极大地促进了边疆地区各族人民和中原地区经济、文化联系的发展，而民族融合和各族人民联系的进一步加强巩固了空前统一的国家。特别是大批汉人被遣发到边地开垦，边疆地区各族则大量迁到内地安居，改变了以往时期各少数民族偏守一隅的情况，各民族之间的沟通联系日益紧密，学习交往充分加强，过去视为边陲绝域的地区与中原地区成为同呼吸共命运的统一整体，原有的地域观念受到削弱，统一多民族国家政权得到了巩固和发展。

明清时期，各族人民在长期联系、交往中，政治、经济、文化等联系愈发紧密，日益成为彼此交融的整体。这对于巩固中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增强中华民族的团结力和凝聚力，做出了重要贡献。1688年，蒙古准噶尔部噶尔丹借口两年前喀尔喀诸部的会盟上，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对达赖喇嘛使者有不敬之举，率兵三万进攻喀尔喀蒙古，大肆劫掠土谢图汗和哲布尊丹巴的游牧地，同时俄国也插手其中。危急之中，哲布尊丹巴以各部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皆与满洲相同，而“俄罗斯素不奉佛，俗尚不同我辈，异言异服，殊非久安之计。莫若全部内徙，投诚大皇帝，可邀万年之福”（松筠《绥服纪略图诗注》，载张穆《蒙古游牧记》卷七，同治六年刻本），主张立即南下投靠清政府。康熙帝闻知后，立即发归化城、张家口、独石的存粮、牲畜、茶布进行救援，并拨给科尔沁牧地暂时安置数十万难民。清与噶尔丹等发生了战争，清军获胜。乘战胜后的有利时机，1961年在多伦诺尔举行了全体喀尔喀贵族的会盟，史称“多伦会盟”。多伦会盟的意义非常深远，它使喀尔喀落实了盟旗制度，真正纳入清朝的统治范围，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如果没有对蒙古族人民宗教信仰的认可和对其对风俗习惯的认同，多伦会盟的举行是不可想象的。乾隆时期土尔扈特部回归，乾隆帝也认为，渥巴锡等人“俱系久居准噶尔之人，与俄罗斯之俗不同，不能安居。闻厄鲁特等受朕重恩，带领妻子远来投顺，甚属可悯，理宜急加抚绥安插”（《清高宗实录》卷八八七，乾隆三十六年六月丁亥）。可见这一民族大团结壮举的发生，也是基于共同的文化和习俗。

三、“因俗而治”是大一统国家边疆治理的政策核心。在传统中国的大一统格局下，中央政府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历史时期边疆各个地区的封建化程度不平衡，多种生产方式并存。在封建化的过程中，有一些地区保留了大量的奴隶制度的残余，也有的保留部族公社制。有的封建制度又带有氏族血缘的残余，或带有部落军事组织的特点。中央推行的民族政策，是否做到了因地制宜，会对边疆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在历代边疆治理中，清朝的统治无疑是最为成功的，其中重要的原因在于清廷采取了因俗而治、因地制宜的治理策略，实施对边疆民族区域的管理。清朝在蒙古地区实行盟旗制度，在新疆地区实行盟旗、伯克和郡县并存的制度，在西藏地区实行政教合一制度，而在西南地区则大规模改土归流。清朝和蒙古贵族联姻，常以“宗女”格格、公主嫁给蒙古王公，清帝也多娶蒙古科尔沁部贵族女子为后妃。内蒙古地区推行盟旗制度最早，设立哲里木盟、昭乌达盟、锡林郭勒盟、卓索图盟、乌兰察布盟和伊克昭盟6盟，共49旗，由理藩院委任蒙古王公充任盟长，监督本盟各旗军政事务，各旗首领札萨克管理旗下事务，履行中央委派的职责。察哈尔和归化城土默特地区不编入札萨克，而是设立总管，归清朝直辖。法律方面，清代在广大中原地区推行《大清律》，但在少数民族地区则有专门的立法，如《蒙古律》《回律》《西宁青海番夷治罪成例》《西藏禁约十二事》等。这些法律依少数民族特点，具有因族、因俗、因地制宜的特点。法律流程也与内地不同，最高司法机构并不是“三法司”（刑部、大理寺和都察院），而是由理藩院负责。理藩院掌“外藩之政令……正其刑罚”(嘉庆《钦定大清会典》卷四九《理藩院·尚书侍郎职掌》），审查少数民族的死刑案件，直接参与和决定各少数民族地区的法律纠纷。

清廷深知治边的关键，“首在熟悉夷情，然非特知其长技，察其习尚已也。其部落之强弱，形势之夷险，以及承袭之世次、官制之维系，尤必周知之，而后足以得其心，以制其命”（松筠《新疆识略》卷一二，道光元年刻本）。针对蒙古地区的服饰差异，清廷也是极为大度宽容：“至于衣服制度，不妨仍其旧俗。若因归降天朝，必尽用天朝服色，势亦有所难行。尔等习惯自然，一时岂能骤易？且将旧时衣服尽行弃置，亦殊非爱惜物力之道。即朕所颁赐物件，亦止宜善为收贮，传之子孙，惟来京朝觐暂时服用”（《清高宗实录》卷五一一，乾隆二十一年四月癸亥）。对于其他各部，也是采取同样的政策，“我天朝定例，凡投诚之各部夷人，不易其习”（《清高宗实录》卷八八七，乾隆三十六年六月丁亥），予以尊重。清朝因俗而治的政策，正是建立在力求不改变当地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基础之上。清代有人概括了这一政策的成效：“来则怀之，劳则劳之，患则救之。量材而授任，疏之以爵土，分之以人民，教之以字畜，申之以制度。一民尺土，天子无所利焉；寸赏斗罚，天子无有私焉。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旷然更始而不惊，靡然向风而自化”（李兆洛《序》，载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道光二十六年刻本）。也就是说，清廷采取的因俗而治政策，是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思想、风俗、习惯等各方面的系统工程，由于措施得当，受到支持，最终取得了“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1988年费孝通发表关于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的演讲，从广阔的空间和漫长的时间着眼，分析中华民族的历史形成，论述中国境内56个民族的民族实体如何形成相互依存的民族统一体。如同费孝通所说：“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修订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页）。可以说，正是在通力合作和互相学习的基础上，包括汉族在内的各民族经过了漫长的历史演化，最终才共同创造了今天的中华民族。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各民族大团结和平等的基础上，北部边疆地区的社会经济一定会取得更快速的发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设也一定会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

（责任编辑：李成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