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乌兰察布盟“东至锡林郭勒盟，南与归化城土默特和伊克昭盟相邻，西界阿拉善厄鲁特旗，北至土谢图汗部和赛音诺颜部，大体相当于今内蒙古自治区四子王旗、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乌拉特前旗、乌拉特中旗、乌拉特后旗、杭锦后旗、五原县、固阳县、武川县等”。从地理区位来看，乌兰察布位于北部边疆中部，处在中国南北方往来的大通道上，是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场域。这一时期，生活在乌兰察布的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及血缘等方面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交往互动，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与心理基础。

清朝的边疆治理转变为北疆民族融合创造了条件。清朝疆域辽阔，“极盛时的疆界东极库页岛，西至葱岭，北达外兴安岭，南抵南海”。康雍乾三朝在西北军事行动的胜利，使中国疆域成功跨越了北方农牧交错带并持续向北及西北地区拓展。与之相应，清代统治者改变了“重中原，轻边疆”的传统治国理念，在北部边疆采取了“以藩为屏”的治理策略。康熙帝在上谕中明言：“本朝不设边防，以蒙古部落为之屏藩耳。”由此可见，清朝基本废弃了用长城维系农牧社会秩序的做法，长城内外的广大土地逐渐成为生活在北部边疆各民族交流互动的核心区域。

在清朝的有效治理下，北部边疆出现了“蒙古臣服，统入八旗，如行内地矣”的和谐局面。这不仅为生活在北部边疆的不同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及长城南北人口的跨区域流动提供了稳定的政治社会条件，而且推动农牧民族之间的融合交流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内地移民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前往蒙古草原谋生，农耕、商贸等活动也随之蓬勃发展起来。这些活动在促进北部边疆开发建设的同时，也有利于内地与北部边疆的交流互动，推动了北部边疆各民族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进程，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包括乌兰察布在内的北部边疆中西部地区，既是走西口移民的主要迁入地，也是万里茶道的重要途经地区。这“提高了当地（边疆地区）的人口密度，并使经济文化有了较大的变化”。正如费孝通所说，汉族与周边少数民族的互动，是通过定居于少数民族地区的交通要道和商业据点深入到少数民族聚居区，形成一个点线结合、东密西疏的网络。乌兰察布因其所处地理区位的独特性，成为清代农牧各民族在北部边疆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场域。

乌兰察布成为万里茶道重要节点加速了民族融合。清代以来，途经中国北方草原的丝绸之路进入了以万里茶道为表现形式的新阶段。万里茶道形成于17世纪中后期，全程长约1.3万公里。它由东南沿海至内地并延伸至北部边疆，成为中国南北方不同地区及不同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通道纽带，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清代的发展。万里茶道并无固定线路，只要是向北通往蒙古或俄国的商贸路线都可纳入进来，形成了纵横交错分布并深入草原腹地的商贸线路。其中，经由张家口向北延伸的商路途经乌兰察布地区，使其成为万里茶道途经北部边疆的重要节点。

这一时期，乌兰察布地区出现了大量因商贸活动而兴起的城镇。比如张皋镇，“雍正五年……镇中街道迂回，市廛湫溢，整洁亦不及隆盛庄。全镇商号现有二十余家，以粮粟、烟茶、油酒、花布为主要营业”。又如位于草原腹地深处的四子王旗，既有通往库伦（今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的官府路道，也有经土牧尔台、商都、张家口，通往北京的官道，商运驼队经常穿行于境内，来自“山西、河北、归化城等周边地区的肩挑商贩及旅蒙商，千里迢迢经可可以力更、乌兰花和科布尔到王府、大庙等召庙经商”。这些络绎不绝的商贸活动为南北方跨区域人口流动及不同民族在乌兰察布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持续互动的媒介和载体。清人钱良择途经张家口时对商贸往来带动张家口及周邻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情况记述道：“自明时岁受蒙古之扰，逮我朝满汉为一，蒙古诸色人等出入贸易如一家人，故其民安业，日以繁庶。”

在万里茶道的影响下，北部边疆与内地的风俗习惯互相渗透，由经济上的相互补充发展为文化上的认同融合。清代陈逢衡以诗人的敏感和想象，勾勒出万里茶道带来的繁荣与祥和：“色目竞夸蒙古集，珍奇远至恰图阵。自从一统无中外，稳睡华夷百万民。”无论生产还是生活方面，汉蒙等各族人民都出现了深度交融，形成了相互依存且不可分离的民族关系。

北疆民族融合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进一步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是自古以来中国疆域内出现过的所有民族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过程中共同缔造的。尤其是农牧民族的互动，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意义重大。

清代乌兰察布作为农牧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关键区域，在内地移民及商贸活动的带动下，与内地的一体化进程逐渐加强。《察哈尔与绥远》载：“自雍正间起，内蒙各地，逐渐设置厅道州县，官制一如内地。”清政府通过制度层面的调整，把乌兰察布纳入与内地一体化的政治经济体系中，以制度化方式实现了对该地区的常态化管理。

清代以来，乌兰察布的游牧民族对农耕文明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接受与认同，农牧民族在生业方式、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差异日趋淡化。美国人柔克义途经乌兰察布时记述道：在黄旗海附近，“这些蒙古人的生活方式，比我曾经到访过的任何部落都更接近汉人”；在卓资县十八台镇附近，“这里只有两家简陋、冷清的小客店，由蒙古人经营；他们像这一带大多数察哈尔蒙古人一样，能够流利地说汉语”。此外，乌兰察布的社会风气受农耕文明的影响也发生了显著变化。比如集宁县，“居民多务农，故其风俗敦厚，俗尚俭朴”。再如丰镇县，“在乡村者，民情敦厚，习尚勤俭，故于衣、食、住日常生活上，极为简陋。只布衣粟食，以求御寒果腹”。四子王旗也有“春种夏锄，秋收冬贮”的习俗。迁入乌兰察布等地的汉族民众在饮食、语言及风俗等方面亦受到当地蒙古族的深刻影响。根据民国时期关于绥远省的调查报告，“本县居民多由山西迁移者，因开放年代较早，移民遂成土著，语言亦早脱离山西语，而成一种本地语”。

有清一代，作为北部边疆由牧转农或农牧结合的重要区域，乌兰察布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从生产、生活不断深入到文化、风俗及血缘等层面，这不仅促进了北部边疆区域性多民族共同体的发展，而且有力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进一步发展。